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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税意见得到媒体呼应

(年中经济观察报道之五)财税体制改革正加速

来源： 2008年07月24日

延续了往年税收的高增长态势，今年上半年，全国完成税收32553亿元，同比增长30.5%。其中，国内增值税、国内消费税和营业税共完成14914亿 元，分别增长22.4%、18.5%和25.7%；本年预缴企业所得税335亿元，增长14.7%；个人所得税完成2135亿元，增长27.3%。

然而，这也引发了不同声音，财政收入增长远远高于经济增长和居民收入增长是否合理？财政收入是否过于向中央政府集中？是否应该在税收上给企业松绑？

分税制调整势在必行

国务院日前审议并原则通过《关于2008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工作的意见》，改革范围包含国有企业、财税、金融、农村、投资等多个领域。有专家向记者透露，财税体制改革可能将成为第一批改革的领域之一。

事实上，启动新一轮财税改革的呼声由来已久，但因其涉及中央地方财权、事权分配，预算民主化和人大监督以及公共财政的完善等诸多方面，使得中央对财税体制改革慎之又慎。专家认为，这一轮财税改革将以调整分税制、省以下财政体制为重点。

“财税体制改革是当前经济体制改革的一块"硬骨头"，它的调整涉及方方面面的利益。”中央党校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认为，财税制度改革的重点，一方面在于改革预算制度、建立阳光预算；另一方面在于平衡中央和地方的财权、事权。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透露，此次财税体制改革可能主要涉及分税制税基调整和完善省以下财政体制两个方面。

1994年，我国实行分税制改革后，搭建了市场经济条件下规范我国中央与地方财政分配关系的基本制度框架。其后十余年的运行中，这个体制框架发挥出一系 列正面效应，同时也逐渐显露和积累了一些问题。“从中央与地方财税关系存在的问题看，财政总收入中中央的集中能力越来越强，中央财政宽余、地方财政紧张、 居民收入占GDP比重持续下降。”周天勇说，上世纪80和90年代，中央财政占总财政的比重过低，形成中央财政向地方借钱的局面。对此，1994年进行了 分税制改革，将最大税源增值税在中央与地方之间按照75∶25分成。目前，地方财政收入比例从最高时的85%下降到45%左右，而承担的事务却从40%上 升到75%左右。

在分税制税基调整方面，贾康介绍说，中国复合税制中的20多个税种，哪些应归中央，哪些应给省，哪些应放在市、县，哪些在一定历史时期内应处理为共享税，以及地方必要的税种选择权、税率调整权、收费权，都属于分税制税基调整的问题。

“当前财税体制改革的另一个重点就在完善省以下财政体制。”关于解决省以下财政体制问题，贾康的基本思路是推行财政体制的扁平化改革，形成中央、省、市 县三级财政体制。具体做法是将原来的五个层级财政转化为中央、省和市县三个层级，实现“一级政府，一级政权，一级事权，一级财权，一级税基，一级预算，一 级产权，一级举债权”。

在税收上给企业松绑

“今年以来，中国的经济增长已经出现了放缓的趋势，如果政策调整不好，出现急剧下滑的可能性是存在的。怎样调整？我的建议是减税。只有减税，方可给企业和家庭带来新的活力、激励内需。”天津财经大学财政学科首席教授李炜光认为，目前的财政状况完全有条件和实力减税。

近年来，中央政府的财政收入一直呈现爆炸式的增长，已经从1999年的一万亿元增加到2007年的五万多亿元，而这还不算各种预算外、制度外收入。与前年相比，去年全国财政收入增长31%多，而与此相对应的是我国去年的GDP增长为11.9%。

李炜光表示，如果把预算外收入、制度外收入都统计进去，中国的宏观税负已经达到了35%左右，比发达国家还要高五个百分点。因此，他建议，税制改革重在税制结构的调整。

他认为，对于企业来说，几大税种都有改革的必要。比如增值税，购置固定资产还要交税，这实际上等于不鼓励国民创业，在世界上实行生产型的增值税寥寥无几。特别是今年四川地震，好多厂房都倒塌了，许多企业都要购置固定资产，全国很多企业也在加紧生产物资支援灾区，这正是把增值税改革推到四川、推到全国的契机。

“我国企业的所得税负担也过重，去年企业所得税的增值率达到39%。”李炜光说，以前征管水平低，企业通过加大成本的方式逃避所得税比较容易做到，现在逃税的难度越来越大，税负当然大大增加。所以企业所得税还应继续改革，进一步降低企业税负。

此外，他还指出，除了降低税率，调整不合理的税制结构、简化征管手段、减少各种不规范的非税收入等，也都具有减税效应。

改革预算管理建立阳光财政

“三公支出居高不下，豪华办公和培训中心等屡禁不止等问题，其根本原因在于财政收入结构混乱，支出不透明，人民没有能真正监督。”周天勇认为，要建设阳光财政，就要推进预算体制的改革，从政府主导支出型转向人民通过人大决定和监督支出型。

周天勇表示，当前政府及各部门，特别是地方政府及各部门有一种无制约的借债偏好和冲动，对其基本上没有加以约束的制度。比如，政府收入没有完全纳入预算 管理，巨额收入的支出游离于人大监督之外；财政预算科目不合理，支出事项不具体，程序和过程不透明；《预算法》形同虚设，预算执行不严肃，从编制到执行基 本上没有监督。

因此，他建议，除了理顺中央与地方的财税关系体制、将地方政府建设借债公开化和规范化、改革清理废除收费罚款体制、改革卖地财政等等外，重要的是建立各级地方政府向人大汇报的财务报告制度、建立筹款委员会和预算委员会的联席会议制度、加快预算法的修改进程。

【来源：经济参考报】

 

市长喊穷背后的萧条感

来源：中国青年报 2008年07月17日

7月15日，全国人大代表倪惠英在广州专题调研中提到，近年来广州经济发展很快，GDP不断翻番，但市民却“没能享受到 经济增长的实惠”。倪惠英代表的发言触动了广州市副市长甘新，他说，虽然广州GDP增速可观，但真正可支配的收入并不可观。他算了笔账，去年广州一年总收 入2160亿元，1100亿元上交中央，400亿元上交省里，广州真正可以自己支配的收入也就600多亿元。（《新快报》7月16日）

有数据证实这种感受是有依据的。近日，《广东城乡居民收入倍增计划研究报告》披露，从1998年至2007年，广东省城镇居民人均收入增速与GDP增速相差近一倍；工资涨幅已连续6年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这或许就是专家所说的“经济高速增长下的萧条感”。

所谓“经济高速增长下的萧条感”，就是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的脱节，即在高速经济增 长的同时，许多人——不仅包括普通老百姓，而且也包括从事商业活动的人们，感觉的不是繁荣，而是萧条。也就是在经济迅速增长的时候，人们感觉的是紧日子。 一旦经济增长伴随着物价上涨的话，面对不可预知的未来和风险，生活的压力和焦虑感将日益加强，安全感会逐渐消失。

因为中下阶层人群从经济增长受益较少，一旦通货膨胀到来，生活必然会变得更加 艰难。压垮这个群体的最后一根稻草很有可能就是物价。他们很少得到经济增长带来的好处，却要徒然承受通货膨胀带来的损失。这说明，在经济增长的成果和社会成员的生活之间，以及在经济增长和社会状况的改善之间出现了断裂。

实际上，这样一种悖论或是逻辑，一直在深深困扰着我们的经济和社会生活，并且 作为一种逻辑支配着我们的经济政策，并很大程度上左右着我们的社会走向。一般情况下，面对通胀，欧美国家往往会通过退税或直接减税政策，来缓解民众的生活压力，比如今年美国就向每个家庭退税1200美元。

日前，经济学家李炜光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提到，如果把预算外收入、制度外收入都 统计进去，中国的宏观税负已经达到了35％左右，比发达国家高5个百分点。以史为鉴，唐朝前有“贞观之治”、后有“开元之治”，120年间经济文化繁荣稳 定，其主要原因就是实行了减税政策。可以说，中国历次“盛世”的出现都与减税有关，重税之下，从未出现过好形势。这是极重要的历史经验，应当汲取。

因此，我个人认为如果工资暂难上涨，那么不如先减税负，藏富于民，激励久已困乏的民心，以更积极地应对通胀。（叶扩）

 

传知行公民转型论坛——宪政与财政税收

关于宪政

李炜光老师说到一个有意思的事儿，就在前两年，他被邀请去河南大学讲座，题目跟今天差不多：宪政与税收。可刚到郑州，主办方就跟他讲：“李老师，这宪政两个字太敏感，还是换了吧，用民主都可以，就是别宪政，我们的通知都已经改了”。

宪政是 指一种在宪法之下使政治运作法律化的理念或理想状态。它要求政府所有权力的行使都被纳入宪法的轨道并受宪法的制约。宪政的实施首先要限制政府的权力，同时 要保障公民的权利，并规定公民的义务。宪政是民主制度的基础和保障，同时也是对民主政治的制衡。宪政的根本作用在于防止政府（包括民主政府）权力的滥用， 维护公民普遍的自由和权利。

简而言之，就是刘军宁的有限政府理论。如今学者谈宪政的已经很多，只要在gov的容忍范围之内，也不会有太多麻烦，不过只是限于学术讨论不免可惜。

关于税收

近两年税收收入增长明显，2007年全国GDP为246619亿，官方数据显示税收收入近五万亿，同比增长三成多，高于GDP增幅20个百分点。不 过有学者算了一笔账，将未纳入到税收的项目加起来，实际上达到十万亿。抱歉我没办法找到确凿的数据来源，如果情况属实的话，税收就占到了GDP的40%以 上，而计划经济时代最高的时期也不过如此，换句话说，现在成为建国以来税赋最重的时期。

实际上，改革开放后税收制度曾经相当宽松，最低时仅占GDP的11%，所以在上个世纪80年代地方和农村经济活跃。而94年分税制的 出世让一切开始倒转，“一种中央财政实力雄厚、地方财力薄弱、国强而民不富的局面正在形成”。地方政府没钱，开始打土地的主意，卖地成风。虽然有人声称通 过中央政府的转移支付，税收的大部分支出还是在地方。不过国人好像已经习惯了隔着黑箱子与政府产生联系，所有的程序与操作仿佛都是在异次元世界完成。缺乏 有效的监督，官员拨款的随意性，潜规则盛行，真正用来做实事儿的没有人知道有多少。而中央财政方面，关于国库殷实的轶事不断在坊间流传。很多人都知道每年 11月份的“跑步前进”，中央财政到年末经常花不完，地方政府、国企、大学纷纷来抢项目，修高速公路、建校舍，总之要在12月31日前把钱都花掉，不能有 结余。对于个人，这段时间也就开始收集各种发票用来报销。如此井喷式的突击花钱，其中的黑洞难以想象。

无论在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中小企业都是国民经济的生力军，它们提供了数量最多的就业岗位，尤其是在新劳动法出台后，企业压缩招聘，就业压力激 增的情况下，该项贡献意义尤其重大。而财政税收的主要来源就是来自于这些企业，它们的税赋压力也最为严重，今年存款准备金率不断提高不啻为雪上加霜，境况 进一步恶化，东莞地区的台湾企业也纷纷出逃。实际上在过去几年，由于赋税过重，很多中小企业把资金拿去炒房而不是用来投资再生产。国民经济最活跃的分子把 资金和人力投入到不创造任何价值的房地产中，加入到吹泡沫的行列当中，其形势更是危如累卵。

关于出路

李老师自言也经历了一个思想转变，曾经以为税收是个经济问题，现在则认为是个不折不扣的政治问题。“民主的路径选择与中国民主之展望”讲座者王从圣 先生也提出一个说法，认为传统上的“经济决定政治”并不正确，应该说政治决定经济才对。公民转型论坛前几期的“计划生育与法治”、“中国经济政策的制度基 础”、“公民社会——兴起与前景”中，学者们也都把各自的领域的症结归结到政体改革上来，绝非偶然。

中国历史上令人扼腕的断层发生了多次：明朝本已出现资本主义萌芽，崇祯皇帝财政改革没搞彻底，大砍驿站却没有解决下岗再就业的安顿，逼得 银川驿站的小军官李自成造反。清末老佛爷发表西巡谈话，施行改革，内阁已经初具模样，辛亥革命爆发了。也难怪秦晖会说赞成回到大清。究其原因，过去的政改 都施行的太晚，等统治者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早已经来不及，导致历史一次次的反复。 延安时期的宪政搞得风风火火，引得各国媒体来采访歌颂，黄炎培问毛：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跳不出这个周期率的支 配力，GCD怎么能找出一条新路避免？毛答道：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个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权利是把双刃剑，舞得不好就伤了自己，倒不如 把它还给主人。重税固然保证了政府的强势地位，不过如此竭泽而渔，人民也难以供养不断膨胀的无限政府。

传知行社会经济研究所每周都会邀请专家学者从不同的专业领域谈民主化转型，以期达到思想启蒙的宣传作用。每次听完一个主题，我脑中的相关概念就全部推倒重新建立，给我一个完全不同的 角度去思考。诸位老师说的好，未来的希望在于民主思想的启蒙，民众权利意识的觉醒，公民社会的建立。

由衷地感谢传知行和投身于这项事业的老师们。